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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會上說的那句‘我們要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持企業家’，讓在場的企業家們深受感動，還被作為大標題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報》上。”當年的報紙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黃文麟心里還是暖暖的。

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持企業家，習近平一直是這么做的。

“各種檢查、考試太濫了，從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廠長了。”1991年年底，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在和廠長們座談時，幾個廠長說起不久前福州市機械系統有7個廠長罷考的事。當時很多部門都可以出題考廠長，比如普法知識、經濟合同、安全生產、消防保衛、保密制度、設備管理等，如不及格，還要重考、補考。習近平當即表態，不再考廠長了。同時他強調，這樣說不是廠長不要再學習了，而是說最好的學習應放在崗位上。對廠長素質有關部門也還是要考核的，監督機制和考核機制同樣還要。

在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泉州，企業家們談起習近平的關心，滿懷深情。

1998年8月26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來到晉江西濱鎮調研。

在民營企業優蘭發集團的生產車間，習近平邊走邊聽邊看，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他對企業的發展十分滿意。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在肆虐，國內不少行業受到沖擊，并不景氣。而優蘭發由于引進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設備，產品供不應求，基本沒受影響。

“閩南企業家敢拼會贏，你們也不能滿足，要不斷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設備和技術引進來。”習近平說。

之后的問題則大大出乎優蘭發集團董事長柯文托的預料，習近平問道：“公司有沒有黨員？有多少黨員？企業可以建支部嘛，不然黨員平時怎么過組織生活。”

習近平對企業發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記住了。1998年底，優蘭發集團就成立黨支部。此后的發展，老柯也逐漸明白“黨建強、發展強”的道理。自公司成立黨組織以來，90%以上的創新成果都是通過企業內部的黨員創新平臺完成。

從優蘭發開始，晉江也成為探索非公企業黨建的熱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業黨組織1306個、黨員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業，成為全國、全省先進基層黨組織單位。

“企業家的事，習近平特別上心。”時任晉江市委副書記陳章進回憶道，比如說，民營企業一開始靠自家閑房生產，企業發展了，要擴大生產規模，帶來用地問題比較突出；各項手續的辦理太繁瑣，時間長，有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不好；還有很多村向企業收管理費，增加企業負擔。習近平在調研中了解這些問題后，督促政府為企業解決。晉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務中心，把所有職能部門都集中在一起，并限定時間辦結。隨后，針對“村里亂收管理費”，晉江發文禁止向企業收管理費，同時對村集體收入不到20萬元的村，由市財政補到20萬元。

習近平與企業家的互動，讓4次陪同調研的陳章進很有感觸，也讓他對習近平在泉州與民營企業家座談時的這番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提倡黨政干部與企業家之間建立‘君子之交’的關系，成為事業上的諍友，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不搞權錢交易。”

2002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省長）深入武平縣調研林改工作，與當地林農親切交談。（資料圖片）

改革惠及民生

增進福祉，讓百姓真正受益

“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兩個文明建設的最根本出發點。各級領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

——2001年8月24日，習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被稱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中國農村的又一場偉大革命”。2002年6月，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赴率先探索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龍巖市武平縣進行專題調研。在聽取匯報和實地調研后，習近平強調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歷經15年的積極探索、大膽突破和持續改革，這場由習近平同志親手抓起、親自主導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福建保護生態、農民增收帶來巨大活力。

在福建工作期間，事關群眾利益、百姓福祉，無論大事小事，習近平都記掛在心，盡力解決。同時，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謀劃改革方略，尋求解決民生問題的最佳路徑和長遠之策。

習近平同志親手抓起、親自主導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就是個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樹多，森林覆蓋率已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業發展面臨種種窘境，廣大林農守著‘金山銀山’過窮日子。”時任省林業廳廳長黃建興記憶猶新，福建是南方集體林區，當時的問題也恰恰出現在“集體”二字上。在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集體山林的產權主體沒有明顯界定，林農作為集體山林真正的所有權主體被虛置，林權歸屬不清、機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現了“亂砍濫伐難制止、林火撲救難動員、造林育林難投入、林業產業難發展、農民望著青山難收益”的“五難”困局。“針對這種狀況，習近平同志當年多次深入林區開展調研，親自抓起和主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