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間，得遇《十七帖》，讀之，大快朵頤。
《十七帖》被譽為王羲之草書的代表作，該帖共收王羲之尺牘二十八篇，起首一篇有“十七”二字，而名為《十七帖》。
觀該帖草書，其風格沖和典雅，不激不厲，絕無狂怪怒張之勢，而能含剛健于婀娜，行遒勁于婉媚，簡潔練達而動靜得宜。
而更令我著迷的是其尺牘文字透露出的王右軍的生活日常與精神世界。
《逸民帖》中他說：“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等(又作“所”或“方”)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為嘆，書何能悉。”
從中約略見出右軍之出世情懷。“久矣”，極言其企盼之意。王澍《虛舟題跋·晉王羲之<十七帖>》曾說：“此《十七帖》大半皆優游人外語，蓋是其去郡后事。故風裁清迥無復一點塵氣，皆右軍辭世帖也。”王澍眼光很毒，他看穿羲之草書筆法、筆勢背后蘊藏的人之精神氣息。
“似夢中語耶!”羲之如此慨嘆，可以推想其內心兩個自我的拉鋸，即“廟堂”之自我與“江湖”或說“林泉”之自我的較量，最終還是后者占了上風。正如他的自白：“吾素自無廊廟志”，而好“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這樣一種人生理念的主導下，其日常尺牘，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隱逸的志趣。
人是觀念的動物，現實景觀常常令人感覺到壓迫，于是需要營構一種精神鏡像。于余之拙見，詩歌、小說、書法、繪畫之類，不正是精神鏡像的一種自建構嗎?
讀王羲之《漢時帖》，其言如下：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由此信札中依稀可見右軍之審美品位與好學態度。尚古、虔敬，乃藝術精進之前提。
信中所述“漢時講堂”即成都的文翁石室，講堂墻壁上畫有三皇五帝的事跡，精妙可觀。他向當地主官周撫咨詢是否能找到臨摹畫像的工匠。“彼有能畫者不?”“當可得不?”連發兩問，其情耿耿，其意殷殷，宛然可見右軍渴盼之切。
東漢興平元年(公元194年)，石室校舍毀于火災。時太守聯修復校舍，并增筑石室及周公禮殿。晉武帝太康年間，太守張牧在周公禮殿四壁繪制上古君臣及孔門師徒等古圣先賢的畫像，即羲之所謂“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之事。
好古敏求，見賢思齊，知所從來，思所將往：一個人的精神血脈才得以暢通無阻，一個人的藝術創造才得以繼往開來。
右軍不惟崇古仰圣，更有日常營生之興致。讀其《胡桃帖》，猶可想見其塵世生活之情致。
“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為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果。今在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皆生也”，洋溢著一片欣然自得之意。“篤”字，極言其興趣之濃。看來，園藝種植之事，亦為右軍日常不可或缺之功課。種植之樂，不僅僅在于果實收成，更在于生長過程。他感恩老朋友從成都給他寄胡桃種子，其內心之生機充盈，均可從字里行間玩味而得。
耕種，是讓身心回歸自然的一種必要途徑。羲之之醉心種果樹，與其鐘情書藝一樣，是其閑居消遣塵慮、澡雪精神的一種通道。
人之為人，其精神當有來處，亦須有去處，來去自如，往返無礙，乃臻豁達之境。
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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