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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是通脹，下限是增長，上限突破了，百姓要罵娘，下限跌穿了，中國難圖強。

七、八月份，正是全年最熱的季節，但對于履新半年的新一屆政府來說，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方面挑戰，卻是“壓力山大”，能否守住通脹上限和增長下限，大家關心，全球關注。

按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和中央銀行家的實踐，通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尤其是在物質和服務供應并不短缺之時，若貨幣供應過多，通脹在所難免。從這一角度觀察，下半年要守住3.5%的通脹上限，關鍵是不要過多、過快地放寬貨幣政策，尤其是不能總量過于寬松。

從全球來看，隨著美國經濟并不軟弱的復蘇，美聯儲開始著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美元中期走強已成定局。歐元的情況復雜一些，因為歐盟經濟依然低迷，下半年歐洲央行不會主動收緊貨幣政策，但進一步放松的概率也不大。日本的情況則需高度關注，安倍政府上臺后推行的日元量化寬松政策，似乎已在發揮作用，這對于中國經濟和人民幣匯率均構成挑戰，但是，中國仍然無須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日本競爭，相反，日本經濟進一步復蘇所引發的需求增長，對于中國出口地適度增長并不是壞事。

從中國自身來看，央行在7月19日大力推進貸款管制放開，令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雖然存款利率上限尚未完全放開，但通過資金的價格手段（利率）進行資金流向和配置調節，顯然是比總量寬松更重要的貨幣政策取向。雖然有6月份的短暫錢荒警示，但央行非常清楚，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并不缺乏，問題在于流向，而流向可以在基準利率基本不動、但市場利率自行議價的情況下有明顯改善。也可以說，隨著利率市場化、尤其是現在已經實現的貸款利率市場化，央行已經部分解除了動不動就調利率的連帶責任，從而可以更靈活地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進行有針對性的預調和微調。

只要總量上的錢管住，不亂放松，推動通脹快速上升的最大變量就控制住了，除非商品和服務供應明顯減少，否則通脹很難大幅攀升，即使下半年在一些具體商品門類上有一些季節性供需起伏因素，守住全年通脹3.5%的上限，并不是什么難事。

商品和服務供應會否減少，核心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是否衰退？三駕馬車各起什么作用？大家寄予熱望的城鎮化等新增長動力能否迅速發揮作用？我的答案是謹慎樂觀。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下半年將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新一代領導集體的執政思路和改革方略，近期正初步成型，只待秋季三中全會定盤后，即可從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明年兩會形成完整的執行計劃。這就是說，政策性的不確定因素在下半年將變得確定，新一屆政府將在繼承和消化前任遺產的基礎上放手施政，這將極大提升各界對經濟增長的預期，全年守住7%或7.5%的GDP下限不成問題，相應的就業增長水平也不會失守。

從三駕馬車的貢獻看，投資和消費仍將兩頭并進。先說消費，過去三十多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穩定在3.5至4.5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受政府八項規定限制消費支出等影響，消費對GDP的貢獻仍然有3.4個百分點，受季節因素刺激，下半年消費對GDP增長可預期的貢獻應超過3.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即使是保增長的7%下限，有一半將是靠得住的。略為麻煩的是凈出口（出口減進口），今年上半年僅貢獻0.1個百分點，下半年貢獻仍會接近于零，因為中國進口在繼續迅速增長，雖然隨著美國、日本以及歐盟經濟復蘇和新興經濟體持續增長，中國出口在下半年適度增長或可預期，我們權且繼續把凈出口的貢獻忽略。

剩下的GDP增長貢獻，就只能來自投資了，這一點其實是最不需要擔心的，除非我們自陷于所謂“中國必須迅速轉向消費驅動增長”的教條主義框框。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明顯放緩，但投資對GDP的增長貢獻仍然多達4.1個百分點。雖然中央一再強調，不會再采取類似2008年底那樣的4萬億刺激計劃，但這并不意味著決策層視投資為無物。

中央的意思其實是說，新的投資增長將不再由財政投資唱主角，而是要推進國企和民企、政府和民間、機構和個人投資的協調增長。從實際發展階段看，中國仍然是一個處于增長上升期的經濟體，且不說東部的基礎設施更新需求，至少中、西部的路橋港站等基礎設施建設遠未完成，在城鎮化的大浪潮之下，整個中國涉及保障房、教育、醫療等日常需求的投資仍然有巨大缺口，在金融、互聯網、電信、物流、交通、能源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機遇更是層出不窮，國企和財政投資會以適當方式和規模進行各種投資，尤其是在一些利潤仍然豐厚的領域，它們的投資有增無減。至于民企和個人，缺少的不是投資的資金與意愿，而是各種投資限制需要打破，相應的法律保護需要加強。

從政策選擇上看，要守住7%或7.5%的增長下限，并不需要新一屆政府使出吃奶的力氣，而僅需幾項關鍵政策切實調整到位，確保投資對GDP的貢獻不低于4個百分點即可，從預期來看，實現這一目標不是難事。比如，所謂鼓勵民間投資，不能多年來只停留于決策層的口頭和書面表態，從下半年開始必須落實為一條條可執行的具體政策：

一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放開各類投資限制，尤其是那些一直以來只許政府和國企干，不許民企和個人干的事，通通放松限制，加大準入空間，并在不遠的將來完全放開投資限制，讓有條件、有能力的任何資金自由投資，充分發揮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是繼續全面實施結構性減稅計劃，尤其是針對中小企業的稅負減輕，力度要更大，范圍要更廣。企業稅負越輕，利潤就越多，若企業擴大經營規模，必然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若員工擴大消費支出，也有利于刺激消費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的增長，總之都是好事，并將最終把讓利于企業的稅收，以更好的方式回歸社會并部分回流政府稅收收入。

讓人保持樂觀的是，在放松投資限制和減輕企業稅負兩方面，新一屆政府都已開始行動。而要指望相關行動的幅度更大，核心問題在于政府職能轉變和整體規模瘦身，從而減少對巨額財政收入的依賴。也就是說，守住增長下限的關鍵，是進一步改革能否真正讓利于民、藏富于民，讓全體人民、而不只是政府和國企，成為新的投資與消費增長的主力。

種種跡象表明，新一屆政府顯然有這個認識，也有這個決心，接下來就是具體行動和實施時點。下半年只要央行控制貨幣供應總量不亂放松，政府切實放開投資限制并全面減輕企業稅負，讓大家形成明確的增長預期，民間投資與消費必將轉向良性循環，分別貢獻3.5至4個百分點以上，沒有什么懸念。由此，控通脹的3.5%上限不成問題，保增長的7%或7.5%下限也不是問題，2013將因此成為中國增長的積極變陣年。

（作者為《財經》雜志執行主編、《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主編，文中觀點僅為個人看法，不代表所供職機構的意見，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