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污染：繞開耕地紅線侵蝕糧食安全(圖)

2012-07-26 09:19:12 來源：半月談作者：點擊圖片瀏覽下一頁

　　土地“洗澡” 代價高昂

　　盡管鉛污染事件已經過去了6年，但在和本刊記者交談時，新寺村村民仍然忘不了當年的情景，“當時新寺村的蔬菜都沒人要。”一位村民說。

　　2006年9月，甘肅省徽縣水陽鄉新寺、牟壩兩村300余人被查出血鉛超標，污染源是村邊的徽縣有色金屬冶煉公司。環保部門的監測表明，企業周邊400米范圍內的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鉛污染。

　　“這在當時是比較嚴重的土壤污染事件。”甘肅省農科院土壤肥料與節水農業研究所所長車宗賢說，此前甘肅還沒有出現類似情況。“在經過幾十年的累積后，近年來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事件進入了集中多發期。”車宗賢認為，相對于這種嚴峻的形勢，我國土壤重金屬污染治理卻明顯滯后。

　　污染狀況不明治理難度較大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已有《環境保護法》《土地管理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這些法律中雖有防治土壤污染的相關規定，但缺乏具體的、操作性強的法律依據。

　　記者在江蘇、甘肅等省環保和農業部門采訪時了解到，由于缺乏系統和明確的法律法規，此前這些部門并未進行土壤重金屬方面的普查，實際污染狀況并不明晰。

　　中國農業科學院土壤污染專家指出，目前國內關于重金屬調查和不同區域土壤重金屬污染狀況的研究，大多是針對工礦和冶煉廠區周邊、城郊蔬菜地等，對農業主產區耕地重金屬污染現狀的調查和分析相對較少，這在客觀上也造成了對我國部分地區重金屬污染狀況統計不清的問題。

　　在實際治理方面，國內許多單位進行的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都面臨成本過高的問題。去年以來，環保部農田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示范工程在甘肅白銀市東大溝展開，工程對65畝重金屬污染嚴重的農田進行修復。經過修復，土壤中的重金屬含量以及修復區域種植的小麥、玉米中的重金屬含量達到國家相關標準。

　　參與此項工程的珠海市中科信息技術開發公司總工程師黃新建介紹，去年他們修復了5畝地，就像給土地“洗澡”，成本達到每畝10萬元，比較昂貴。從目前來看，國內還沒有找到一種經濟、有效、適合大規模農田的科學修復模式，重金屬污染治理還處于摸索階段。

　　需標本兼治需多措并舉

　　目前，國家已經制訂了《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提出要重點防控有色金屬冶煉業、含鉛蓄電池業、皮革及其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5大行業，并將內蒙古、江蘇、廣東等14個省、自治區列為重點治理地區。

　　西南大學資源環境學院院長謝德體認為，土壤重金屬污染形勢日益嚴峻，要從根本上治理仍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但一定要向著“控制增量、消化存量、標本兼治”的目標不斷前進。

　　首先，應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制度；組織修訂土壤環境質量、污染土壤修復、污染場地判別、土壤環境監測等標準，不斷完善土壤環境保護的標準體系。

　　其次，加強科學研究。以重金屬高風險或輕度污染農田為對象，重點研究重金屬污染土壤的物理、化學、生物修復技術，植物、微生物聯合修復技術，高風險農田的邊利用、邊修復技術，重金屬原位鈍化技術等，并加強相關制劑和技術設備的研制。

　　第三，建立重金屬污染預警制度。對所有可能造成重金屬污染的生產生活行為，建立一整套預先告知和公開發布制度。針對不同種類農作物的特點，建立各類農作物產地土壤重金屬安全閾值。按照重金屬含量水平合理布局農作物，不僅可以避免農產品的重金屬超標問題，還可以安全有效地利用不同污染程度的農業土壤。

　　第四，建立重金屬污染整治和補救制度。對重金屬污染控制應實現地方政府負責制，打破先污染再治理的怪圈。依據重金屬影響程度將土地劃分為保護、預防、修復三種類型，建立土壤污染風險評估、土地功能區劃、土壤修復和污染土地再利用制度，將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與地方政績掛鉤，加快開展全面的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

　　求治農地“批量污染”

　　相比于化工“污染地”、重金屬“污染地”，化肥、農藥、農膜帶來的農地污染并沒有那么觸目驚心，但卻具有量大、面廣、隱蔽性強、持續時間長等特點。一些受污染嚴重的土地，已不能進行正常的農業生產。山東省濟陽縣高槐村一位老農告訴記者，由于化肥農藥使用太多，“過去松軟的地現在板結得剛剛的，太硬了，地瓜種下去長不大，誰也不敢種”。

　　面源污染不容忽視

　　在湖北宣恩縣曉關鄉張官村，村民陳萬富告訴記者，他家的耕地10年前還比較肥沃，什么都可以種。但這幾年不知道為什么，“晴天硬邦邦，雨天不滲湯”，只能種點好活的洋芋，然后套作點玉米。

　　當地農技人員告訴記者，這是典型的土壤酸化現象。“現在化肥過量使用，土壤酸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湖北省農業廳土肥站副站長何訊說。

　　化肥使用過量在全國是一個普遍現象。農藥、農膜等生產資料的使用也同樣如此。它們已成為農業面源污染的主要來源。
日前，記者驅車4個多小時，沿著崎嶇的山路來到地處三峽庫區腹地的巫山縣曲尺鄉伍佰村。2007年以來，村民李應斌一家燒了自家的1畝多柏樹、松樹林，開荒種植玉米、紅苕等作物。李應斌說，“咱不懂啥叫科學種地，要我少用化肥農藥，我家的口糧誰來保證？”

　　據統計，三峽重慶庫區人均耕地不到1畝，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不少農民依靠毀林開荒、提高農地復種指數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來維持糧食產量，農業生產和環境保護之間矛盾突出，要扭轉土壤污染加重趨勢難度很大。

　　在山東壽光、濟寧等地，記者同樣發現不少菜農講究“蔬菜一枝花，全靠肥當家”，農民們很清楚化肥農藥用多了對土壤有污染，對果實品質有影響，但是不用產量又上不去。壽光一位菜農告訴記者：“化肥農藥用多了不好，不用不行，我們是又愛又恨。”

　　至于農膜，則主要是殘留造成危害。甘肅省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管理站站長張玉輝說，由于塑料殘余物主要成分是聚烯烴類化合物，自然條件下可在土壤中殘存數十年甚至數百年而不降解，這些廢膜的存在會影響土壤的通透性，阻礙土壤水分、養分運移和作物根系生長。

　　記者采訪發現，只要是鋪膜的農田，就有農膜殘留。甘肅省農業生態保護站的一項監測顯示，甘肅每畝耕地農膜殘留量最多達14.67公斤，最少的每畝也有5.23公斤。中國農科院在河北邯鄲地區的調查表明，棉田農膜殘留率一般在10%～20%之間。

　　一些農業技術人員指出，現在化肥農藥的過量使用、全膜技術的推廣普及等，使得過去對環境具有正效應的農業生產，帶來了“批量污染”，直接毒害著農地。

　　農民缺乏治污積極性

　　基層不少干部告訴記者，治理農業面源污染，關鍵是科學規范使用化肥、農藥、農膜等生產資料，并不存在什么技術難題，只是在當前農業生產規模小、效益低的現實情況下，農民這一治污主體缺乏積極性。

　　多地農業部門的監測發現，農民為了減少成本，往往使用0.006毫米的超薄膜，甚至還有0.005毫米的農膜。張玉輝說，越薄的農膜強度越低，抗拉能力差，容易老化，破碎后碎塊更小，難以撿拾，相應產生的農膜殘留量就更大。

　　我國1992年制訂的國家標準規定，聚乙烯農膜的厚度不應低于0.008毫米。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嚴昌榮說，這個標準只有日本農膜標準厚度的57%，即便如此，不少企業生產的農膜厚度還達不到要求。

　　甘肅省農業部門表示，在甘肅省，除了政府補助的農膜合乎標準外，農民自購的農膜基本上不合格。

　　記者在甘肅、黑龍江等多省采訪也發現，0.008毫米以下的農膜更受農民歡迎。農民告訴記者，超薄農膜價格便宜，0.005毫米左右的農膜價格比0.008毫米的至少便宜30%以上。種地收益本來就不高，投入肯定是能省就省。

　　對化肥農藥的規范使用同樣面臨這一問題。一些發達國家早已推廣的行之有效的施肥技術，一直難以成為我國分散農戶的常規生產技術。

　　中國土壤學會副理事長張維理告訴記者，土壤有效成分測試是合理施肥的重要基礎，但一個土壤樣本僅化學測定費就至少需要200元，而我國農業人均耕地少、效益低，推廣這一技術難度極大。

　　重慶市農委向記者提供的2011年重慶糧油生產效益分析表顯示，在重慶，水稻、玉米、馬鈴薯等13類主要糧油作物年平均純收益僅為369.6元／畝。采訪中，不少農民反映，種一季糧掙不了幾個錢，化肥、農藥一旦用少了，莊稼立馬減產，誰都不敢輕易減量。

　　必須重視源頭控制

　　針對化肥農藥的過量使用，專家建議，應逐步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促進農業規模化生產，提升農業效益，提高農民的治污積極性。與此同時，還應建立更為有效的防污治污機制。

　　必須建立源頭控制的監督體系和相應機制。我國目前無論是重要的水源保護區還是農業污染已很嚴重的高風險地區，均無源頭控制的監督體系和相應的獎懲措施，難以對農民不規范的生產行為進行引導。

　　此外，應抓緊制定和執行限定性農業生產技術標準。據專家介紹，執行限定性農業生產技術標準是控制化肥農藥污染的關鍵舉措之一。我國目前農業環境保護工作仍主要停留在污染面源普查、污染源測定等基礎層面，尚未提出適應不同要求的明確的農業生產技術執行要求和污染防控標準，農民只好各行其是。

　　農膜方面，云南省農科院研究員洪麗芳建議，除在生產環節嚴格執行國家標準、增加農膜厚度外，要研究開發無污染、少污染的新材料，推廣光降解聚乙烯農膜、生物降解聚乙烯農膜、植物纖維農膜及其他環保農膜，以替代聚乙烯農膜。

　　甘肅省農業部門認為，應推廣“一膜兩年用”技術和適時揭膜技術，并結合農藝措施，優化耕作制度，減少農膜使用量。張玉輝說，“一膜兩年用”“一膜多年用”技術相當于使農膜使用量減少了一半以上，相應的殘膜也就減少了一半以上。
此外，當前對廢舊農膜還普遍存在處理方式簡單、利用渠道狹窄等問題。從田間回收來的農膜，基本上都是粗加工后變成顆粒，然后出售給深加工企業。

　　記者采訪的數省十余家廢舊地膜初級加工廠普遍反映，因為產品雷同，為爭奪市場，互相壓價，導致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只能不斷地壓低廢舊農膜的回收價格，導致農民和回收點對農膜回收的積極性越來越低。

　　專家建議，應出臺扶持和激勵措施，加大農膜回收力度，發展農膜回收、加工、利用企業。基層農業部門認為，可通過“舊膜換新膜”、提高回收價格等方式，調動農民回收農膜的積極性，提高農膜使用率，降低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