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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湘江戰(zhàn)役遺址——廣西興安縣界首渡口（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

新華社北京８月１０日電（馬衛(wèi)防、婁思佳、楊茹）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１２月１日，在湖南道縣和廣西全州縣的湘江兩岸地區(qū)，湘江戰(zhàn)役爆發(fā)。

此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為慘烈的一仗。在付出了巨大代價后，紅軍最終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到１１月，已連續(xù)突破國民黨軍三道封鎖線，進入了湘南地區(qū)。此時，蔣介石判明了紅軍西進的戰(zhàn)略意圖，遂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以薛岳、周渾元兩部１６個師組成“追剿”軍緊緊追擊，以桂軍、粵軍共９個師在湘江兩岸進行封堵，企圖將紅軍殲滅于湘江以東地區(qū)。

國民黨軍雖然調集了２５個師的兵力對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截，但這些部隊派系林立、各有其主，各打各的算盤。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曾向中共中央建議，乘各路國民黨軍調動之際，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或一路，變被動為主動。但博古、李德等人拒絕采納這些正確建議，一味要求中央紅軍避戰(zhàn)西進，喪失了可能在湘南一舉殲滅國民黨軍一部的有利戰(zhàn)機。

１１月２５日，中革軍委下達了強渡湘江的命令。

為了迅速渡江擺脫危局，中央紅軍主力晝夜兼程向湘江急進。１１月２７、２８日，紅１、紅３軍團各一部搶在國民黨軍之前趕到湘江邊并成功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腳山鋪一線的渡河點，架設起５座浮橋。紅５軍團扼守蔣家?guī)X、永安關、雷口關等地區(qū)，遲滯追擊的國民黨軍。

此時，中央軍委縱隊已進至文市、桂巖一帶，距離紅軍控制的湘江渡河點只有８０多公里。如果輕裝急行，完全可以迅速渡過湘江。但是，博古、李德采取的是大搬家式的戰(zhàn)略轉移，甬道式的行軍隊形，中央軍委縱隊行軍速度極為緩慢。１１月２６日，走了８公里；２７日，走了６公里；２８日，走了２８公里；２９日，走了３２公里。足足用了４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這不僅喪失了有利的渡河時機，而且使負責掩護渡江的紅軍各部隊不得不與敵人展開激烈的爭奪戰(zhàn)，致使各路紅軍都陷入了以少對多、以弱對強的險境，戰(zhàn)況慘烈，犧牲慘重。

１１月２８日凌晨，國民黨軍從興安、全州兩處南北對進，向紅軍先頭部隊發(fā)起猛攻，企圖封閉渡口；敵航空隊則將紅軍架設的浮橋全部炸斷，并向正往江邊運動的紅軍部隊狂轟濫炸，雙方展開激烈交戰(zhàn)。

１１月３０日，堅守界首以南高地的紅１０團，一天之內犧牲了兩任團長；向江邊運動的部隊，在敵機猛烈轟炸下成片倒下。同一天，紅軍滯留于江東的部隊和機關人員與掩護部隊失去聯(lián)系，各自為戰(zhàn)，傷亡慘重。

１２月１日是戰(zhàn)斗最為激烈的一天。當天凌晨，中共中央在兩個小時內連續(xù)發(fā)出兩份急電，命令確保西進之路在我手中，全力阻擊進攻之敵。電報強調指出：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zhàn)敗者”。紅軍廣大指戰(zhàn)員，發(fā)揚英勇頑強的戰(zhàn)斗精神，同國民黨軍展開了激烈搏殺。由于夜間修復的浮橋再次被炸斷，未渡江的紅軍被迫涉水而過，追至江邊的敵軍則向江中猛烈掃射，紅軍官兵的鮮血染紅了滔滔湘江水。至當日１７時，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大部渡過湘江，并于１２月３日進入西延地區(qū)休整。

在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大部渡過湘江后，國民黨軍完全封鎖了渡口，擔負后衛(wèi)的紅３４師和紅１８團及大批失散人員被截于江東，大部戰(zhàn)死。這是我軍歷史上首次整師整團的遭受損失。紅３４師政治委員程翠林作戰(zhàn)中英勇犧牲，師長陳樹湘率部隊突圍時重傷被俘，誓死不當俘虜，從腹部傷口中掏出腸子絞斷，壯烈犧牲。紅軍將士英勇的獻身精神，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悲歌。

湘江戰(zhàn)役，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在湘江以東圍殲的企圖，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來最為慘重的損失，中央紅軍由出發(fā)時的８．６萬余人銳減至３萬余人。這一嚴重失利，是“左”傾領導者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所造成的嚴重惡果，是錯誤路線的失敗。

湘江戰(zhàn)役的嚴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紅軍指戰(zhàn)員，包括一些曾經支持“左”傾錯誤的黨和紅軍高層領導，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

正如劉伯承同志在回憶中指出：“紅軍長征開始后，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xiàn)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四次反‘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zhí)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zhàn)役，達到了頂點。”

由此以來，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特別是湘江戰(zhàn)役的嚴重失利，成為“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徹底破產的重要標志，它為之后召開遵義會議，并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和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