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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論述

　1929年3月20日

毛澤東以中共紅四軍前委名義寫信給中央，提出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初步設想。信中指出：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兩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的，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信中還向中央建議：在全國范圍內要猛力地奪取群眾。除工農外，兵士群眾的奪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宜在江蘇、直隸，紅軍小區域蘇維埃使個數加多，這不僅在湘贛粵閩等地，江蘇、皖北、鄂北、豫南、直隸，都應有紅軍及小區域蘇維埃之創立。

　1934年3月20日

劉少奇撰寫《用新的態度對待新的勞動》一文。文章指出：蘇維埃已經大規模地組織了國有工廠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這里工作的農民們和工人們，在以前是為地主資本家工作，現在是頭一次為著自己工農勞苦大眾而工作。這種勞動性質的變換，是我國歷史未曾有過的最大變換，應該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國家企業、合作社企業中的工會與覺悟的先進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提高工人群眾的勞動熱忱，發揮工人群眾的創造性，同舊的習慣作斗爭。這篇文章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

1936年3月20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晉西舉行會議（即晉西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和目前戰略方針問題。張聞天作報告指出：國際決議特別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戰反法西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對于這一決議，應該使之民族化，使之適合于我們的具體環境。目前必要而且可能與各種政治派別進行上層統一戰線，我們應首先注意那些有群眾的、有實力的、抗日的派別。反日與反賣國賊二者亦應分別，應該集中力量反對最主要敵人。

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毛澤東發言指出：中央十二月決議符合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中央的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中國共產黨應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們的任務，是要利用每一分鐘爭取最大多數群眾。中央提出的“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戰爭聯系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集中河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這些口號，是布爾什維克的，不是冒險主義的。超過會冒險，不足會右。我們現在的口號是恰如其分的。在談到“聯俄問題”時指出：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從前我們有信心，才創造了蘇維埃，現在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個朋友更好。故一應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對的。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對降日還是聯俄仍舉棋未定。紅軍當前的三大任務是：向東發展，擴大山西根據地；在華北開展游擊戰爭以推動抗日運動；正確運用上下層統一戰線，推動和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中共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是：不放松準備建立，但又不麻痹群眾；在抗日討逆、停止內戰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并要求國民黨有實際行動；我黨保持批評的自由；在同國民黨上層談判的同時，不放棄爭取下層群眾官兵的工作。

在二十四日的會議上，毛澤東兩次發言，進一步闡明世界形勢已處在革命與戰爭的新階段，認為華北形勢是世界最大的噴火口之一。他指出：日、美、英、國民黨、蘇維埃、蘇聯六個勢力的矛盾集中于華北。日本已把噴火口爆發。我們到華北對日作戰，不是跑得太遠，而是太慢。華北有廣大的、革命情緒極高的群眾，在那里還可以進行沒有固定戰線的大規模的運動戰。沒有勝利的把握而行動，不對。不相信戰役上以多勝少，戰略上以少勝多；不相信向華北發展，以為向華北發展會動搖了陜北，是完全不對的。向河北開進是戰役問題，紅軍將來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在二十五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關于戰略方針問題的報告，指出：華北是全面對日作戰的戰場，華中是后方。黃河流域以華北五省為戰場，其他為后方。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我們的方針，是“以發展求鞏固”，只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目前以經營山西為主，也要準備在河北、山西、綏遠三省進行運動戰。在戰略上采取大膽的方針，因為客觀環境好。在戰役上采取謹慎的方針，在有利地形上以多勝少，以求減少錯誤。在山西臨時采取分兵原則，三個集團軍采用打網式的普遍的游擊戰，求得敵人一般的削弱，我們自己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而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

在二十七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關于外交（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指出：國民黨破裂為民族反革命派與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蔣介石為代表，堅持其自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反動路線。他們可能在民眾逼迫下假裝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陣線。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義，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贊成聯俄聯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慶齡等和中下層軍人、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他們堅決聯俄聯共，有堅決進行民族戰爭的勇氣，贊成土地革命，在我們的領導下可以堅決走上抗日。這一派很有勢力，是我們同反革命派爭奪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統一戰線）方針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義與民族反革命派區別開來，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和右派區別開來。要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使民族改良主義中的右派同蔣介石進一步分離，使其中的左派同蔣決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三）向蔣介石提出的五個條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對張學良的策略是：蔣、張分開；互不侵犯；堅持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對蔣召集的會議原則上反對；不破裂，求得實際利益；提出“取消蘇維埃”，則以“取消國民政府”相對；提出“取消暴動”則以“取消國民黨壓迫”相對；不反對紅軍集中河北。（五）蘇維埃成為問題時，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別，都與其進行外交談判。（七）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妥協。（八）對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采取各個爭取。（九）外交談判隨時準備破裂，屆時宣布談判經過與內容，以擴大我們的影響。（十）發表普遍的或個別的請求書。報告最后指出，關于外交（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軍事外交集中于軍委，政黨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的報告，并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同張學良會談。

　1948年3月20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情況的通報，提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一著名的論斷。通報指出：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通報還指出：本年內，我們不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時機大約在一九四九年。同日，毛澤東在轉發西北野戰軍前委指示時還指出：須知政策與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不注重政策與策略的教育，不尖銳全面徹底地反對單純軍事觀點，是不對的，應當立即加以檢討。這個通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同日的指示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五卷。

黨史回眸

1926年

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他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有五個軍的軍長同蔣介石存在著矛盾。在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毛澤東等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主張以葉挺獨立團為主，發動工農群眾，聯合國民黨左派和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給蔣介石以堅決回擊。但共產國際代表主張退讓。在妥協政策指導下，中共中央接受蔣介石的無理要求，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一軍。毛澤東、周恩來建議把這批共產黨員派到其他軍中去，建立葉挺獨立團式的革命軍隊，中共中央沒有接受這一主張。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不僅打擊了中國共產黨，而且打擊了汪精衛和國民黨左派，大大加強了他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地位。

　1987年

3月20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出版發行。增訂本由原書的22篇文稿增加到44篇，其中有些是首次公布的內部談話。全部文稿都經作者本人審定。新增文稿大大充實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內容。

1990年

3月20日－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關于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決定接受鄧小平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選舉江澤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2017年

3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的意見》。

2018年

3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在北京揭牌。

歷史瞬間

1943年，劉少奇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