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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論述

1935年2月8日

張聞天根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發言內容起草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后印發。決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重申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發言中批評博古、李德所犯的戰略戰術的錯誤，明確指出博古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

決議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所采取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些原則是：（一）當還沒有發現造成敵人弱點時，不應該即刻與之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而應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誘、鉗制敵人，將主力轉移到敵側翼后方隱蔽集結，待機殲敵。（二）在決戰的時候，集中兵力是絕對必要的，即以我軍的一部鉗制敵人的一路或數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圍敵這一路而消滅之，以此各個擊破敵人。（三）在粉碎敵人堡壘主義的戰術時，要發揮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特長，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即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只要我們靈活的、藝術的、出奇制勝的運用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堡壘主義。（四）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在戰爭持久戰的原則之下，要反對粉碎敵人“圍剿”之后可能發生的兩種錯誤傾向；在戰役速決的原則下，要反對根源于恐慌情緒的倉猝應戰。（五）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沖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內部的裂痕，使我們轉入反攻與進攻，是粉碎敵人“圍剿”的重要戰略之一。

決議批評了自戰略轉移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指出：我們突圍的行動，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這一原則上的錯誤，一直發展到突圍戰役的最后階段。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在當時不利的敵我情況下，卻還是機械的要向二、六軍團地區前進，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

決議還批評了博古、李德破壞中央政治局和軍委集體領導的錯誤，強調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決議對在創造新蘇區中實行高度機動的戰略戰術，對于更好地領導革命戰爭取得徹底勝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1949年2月8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第二、第三野戰軍領導人并發有關野戰軍、中央局電。電報指出：今后將一反過去二十年先鄉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變為先城市后鄉村的方式。軍隊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干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善于對付資產階級，善于領導工人和組織工會，善于動員和組織青年，善于團結和訓練新區的干部，善于管理工業和商業，善于管理學校、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臺，善于處理外交事務，善于處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問題，善于調劑城市和鄉村的關系，解決糧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問題，善于處理金融和財政問題。總之，過去軍隊干部和戰士們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問題，今后均應全部負擔在自己的身上。你們前進，要占領四五個省的地區，除城市外，還有廣大鄉村的工作要你們去做。南方鄉村，因為完全是新區，和北方老區的工作根本不同。因此，鄉村工作，也得從新學習。但是，鄉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較起來，是易于學習的。城市工作則較為困難，而又是目前學習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們的干部不能迅速學會管理城市，則我們將會發生極大困難。軍隊還是一個戰斗隊，在這一點上決不能松氣。但是，軍隊變為工作隊，現在已經要求我們這樣提出任務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提出此種任務，并下決心去做，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這封電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把軍隊變為工作隊》。

1962年2月8日

陳云在七千人大會陜西省全體干部會議上講話，強調要通過“交換、比較、反復”，使認識更加正確。講話指出：我們常講實事求是，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而弄清情況的辦法之一，就是多和別人交換意見。這樣做，可以使本來片面的看法逐漸全面起來。如果沒有反對意見，可以作點假設，從反面和各個側面考慮問題，并且研究各種條件和可能性。犯錯誤的人并不都是沒有一點事實根據，而是把片面當成了全面。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做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決定計劃，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作了比較后，不要馬上決定問題，還要進行反復考慮，過一個時候再看看。這篇講話節編收入《陳云文選》第三卷。

黨史回眸

　1931年

2月8日蘇區中央局發出《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的通告。通告指出：“目前正是爭取全國蘇維埃勝利斗爭中，土地國有只是宣傳口號，尚未到實行的階段。”農民參加革命的目的，“不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權，主要的還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必須使廣大農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們唯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2月27日，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寫信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確定了土地改革后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根據蘇區中央局第九號通告和毛澤東指示信，于3月頒布了《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權》之布告，從而解決了農民土地所有權問題。此后，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廣泛而深入地開展起來。

1957年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1957年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指示指出：“為了和緩物資供應和財政支出的緊張局面，使經濟戰線在1956年巨大的進軍以后，轉向穩步前進，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須在1957年對建設的規模和速度作適當的調整，必須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

1985年

2月8日國務院批轉上海市人民政府、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調研組《關于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匯報提綱》，并發出通知指出，改造、振興上海是關系我國四化建設的大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上海的發展要走改造、振興的新路子，充分發揮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力爭到本世紀末把上海建成開放型、多功能、產業結構合理、科學技術先進、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

2006年

2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意見》共六條：（一）人民政協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認真搞好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三）積極推進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四）深入開展人民政協的參政議政；（五）切實抓好人民政協的自身建設；（六）加強和改善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這是指導今后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歷史瞬間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作的《反對黨八股》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