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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己酉年(1609年)正月的最后一天，四十三歲的謝肇淛攜崔世召、喬千秋二人到長溪縣(今霞浦)，他們是應福寧知州胡爾造之邀登訪太姥山。胡爾造就任福寧知州第二年就寫信邀請謝肇淛，請他為太姥山編撰太姥山志。太姥山志最早編寫者應是胡爾造前任知州浙江鄞縣人(今寧波)史起欽，據清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太姥山志》一卷，浙江巡撫采進本明史起欽撰。此書成于萬歷乙未年，有列圖、列記、序、題詠等內容。而據明代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黃虞稷著《千頃堂書目》載：史起欽著《天姥山》三卷，是否是太姥山志三卷，不得而知。而僅過十四年后任知州胡爾造又邀請肇淛重新編寫太姥山志，原因何在?后世研究者認為史的山志體例不符，山志應以峰、巖、洞、寺院、庵廟為主，而史之山志未對此分門編載(卓劍舟語)，但卓劍舟編寫《太姥山全志》時也未看過史起欽的山志。史起欽萬歷二十一年進士，任福寧知州期間還主持編寫《福寧志》十卷，是一位有作為的知州，期間登臨太姥山寫有太姥山詩五首，體現了對太姥山勝景的熱愛之情，“選勝咸推太姥名，登臨不減訪蓬瀛。”登臨太姥山就如到了蓬瀛仙境。謝肇淛太姥山志是在史起欽山志的基礎上增輯編撰，史起欽功不可沒。

胡爾造之所以邀請謝肇淛來寫太姥山志是了解他博才多學，詩文冠眾，又好游歷名山大川，所到之處探尋典故，吟詠詩文，之前剛游歷福州鼓山，并撰《鼓山志》十卷。此時謝肇淛因父親去世居家守孝三年，住在福州朱紫坊與徐渤等人組織“紅云”詩社，身邊詩友如林祖恕、陳仲溱已游覽過太姥山，寫了不少詩文，對太姥山景色都贊不絕口深刻印象，紛紛掇動他前去。胡爾造云：“今春，余師謝司馬偕二三同志儼然辱而臨之。司馬才高八斗、癖嗜五岳，登高作賦，發幽興于名山，比歸，成山志者三卷”，正月里陰雨綿綿，直到二月十九才出發，經楊家溪，走天臺道往太姥山，得到太姥山巖洞庵僧人如慶引路，深入太姥佳境險境，一一游覽，“足力所至，差無遺憾矣。”二月二十四日離開。寫太姥山游記一篇，詠太姥山詩二十三首之多。游覽后他發感嘆：“太姥苞奇孕怪，冠于數者。”太姥山由于交通不便，古今記載寥寥，文獻無征。謝肇淛《太姥山志》三卷為我們保存下大量太姥山文獻。如閩東畬族活動最早的記載;明代僧人活動情況;茶葉種植等，特別珍貴是太姥山有的景觀現已消失，山志留下明代時情景。寧德崔世召在跋中言：“茲志傳載而下，風華映人，當與太姥爭奇矣。”而知州胡爾造之邀請和推動功不可設，體現一名地方官吏對當地文化的重視和對太姥山名勝古跡鐘愛之情，作序并雕刻刊印，使之流傳。但由于時間短暫，只用二十幾天，部分景點名勝還未列入，內容也略顯單薄，有待后來續輯山志者補充。

清康熙年間福寧知府郭名遠在他任上適逢朝廷解除禁海之令，公務十分繁忙，仍惦記封區內太姥這座名山。太姥山亦在海禁之列，僧人被迫遷走，寺院破敗。搜尋舊山志為胡爾造所刊刻，也已破爛不堪，字跡模糊，令人痛心。仍取舊志重新點校，并請匠人雕刻刊印以傳后代。同時資助修建摩霄、疊石兩庵，讓僧人居有其所。這兩件事皆功德無量，為后人所稱道。刊印時卷首加入門人吳學所作的小引和郭名遠、黃甲詩各一首，卷下加吳學賦一首。

嘉慶初年福鼎秦嶼鄉紳乾隆庚辰年舉人王孫恭出資刊印《太姥山志》，同時廣泛收集郡人詩文著作編著《太姥山續志》三卷，但未及付印先生已歿，其子王錫齡乾隆丙午年舉人精天文歧黃，亦為鄉賢，參與編撰嘉慶【福鼎縣志】。孫王守銳道光年拔貢善書畫，繼承遺愿仍多方收尋詩文補充《太姥山續志》，可惜還是未能出版刊印，其后人在清光緒年間將《太姥山續志》出示福寧知府張澂請為之作序。可見秦嶼王家幾代人為刊印《太姥山志》和編撰《太姥續志》盡其所能始終不懈，矢志不移。這是太姥娘娘精神在民間產生的感召力，也體現鼎邑文人雅士對家鄉太姥山的熱愛，對地方文脈的持守，對傳播太姥文化的自覺擔當。邱古園先生為秦嶼人，乾隆間諸生，時偕兩個兒子登太姥詳細考證登山路徑及沿途可觀賞之景色，編寫《太姥指掌》一冊，并記有周邊風情物華，可供游者登山引路導向之用。

卓劍舟先生早年畢業于上海國語專科學校，與著名語言學家黎綿熙編《國語》雜志，倡力國語新文學運動，后到寧波、廈門、廣州等地講學，又游歷南洋諸海島。抗戰期間還居故里矢志編寫《太姥山全志》，竭三年之精力廣泛收集文獻，掇拾遺珠，參考地方志補古山志之不足，完成《太姥山全志》十八卷。得到各方賢者名士的一致好評，被稱為山志之佳構。對山中每一景色古跡其歷代文人的題詠進行歸類，增加卷三志目，介紹歷代山志編撰情況;卷五仙梵，太姥山仙道及傳說;卷之田賦，太姥山寺院田產情況;卷七人物，鼎邑歷代賢者名士事跡簡介;卷八方物，太姥山地區盛產的物品;卷九雜掇，記錄太姥山有關趣聞軼事神話傳說等。

正是卓劍舟先生卓有遠見創新編撰思路，為我們今人保存福鼎大量民國及之前各朝代十分珍貴的史料。如茶葉種植銷售的歷史，歷代福鼎名人賢士的事跡，太姥山有關傳說等等，不但為太姥山游者提供了解太姥景觀及歷史的文字材料，更是為后來太姥山文化及福鼎地方歷史的研究者保存大量歷史文獻，可謂是為太姥山文化輝映彰耀作出杰出貢獻。他的公子卓亦溪先生也大力參與這件功德之事，不畏路途之遠，逐一上門請各方名家賢者為《太姥山全志》提詞作序，以彰顯太姥文化，為名山益增其重。卓亦溪先生晚年為太姥詩社社長，當年少年雋秀才情英發，志氣飛動，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垂垂老矣，仍一片赤心為太姥文化弘揚光大而奔波。二代人癡心于太姥文獻的收集整理傳播，其心可嘉，其志可勉，理應得到社會各界和我等后輩的崇敬。（黃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