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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黃登釗，在小學工作了幾十年，1983年5月30日因病早逝，享年54歲。三十多年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懷念他，決心追尋他教書育人的足跡，解讀他的教學生涯。

2014年4月5日，我騎著摩托車從福鼎市區來到吳洋村。村里的小學是我父親在1952年10月創辦并工作過的第一所學校。1954年8月他調離了這所學校。在吳謀曲老師(吳老師是吳洋當地人，曾在吳洋小學教了27年的書)的幫助下，我找到了當年我父親的學生吳馬春和吳思潘，前者73歲，當年11歲，后者69歲，當年7歲。兩位老人對我父親還有印象，就是高個，穿中山裝，非常樸素。2015年12月，我又了解到68歲的老漢陳上寶當年也是在我父親執教的吳洋小學讀過書。六十多年后能夠找到父親當年的學生，我很高興，也很激動!

我父親離開吳洋小學后，1954年9月又在磻溪湖林壩頭自然村創辦了壩頭小學，并任教整一年。巧得很，1974年2月至6月，我作為知青身份的民辦教師，也在這所小學任教教一學期。這期間，我在壩頭小學教書期間，跟我父親當年的學生雷阿圍、雷蘭弟(女)、雷永忠有過交談，覺得很愜意。當年作為教室的民房大廳的橫梁上還留有我父親寫的的毛筆字的痕跡，只是經二十年的風雨，已經辨認不出具體的字。站在大廳的屋檐下，凝視父親的筆跡，我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二十年后，下一代人又繼承了父輩的事業，中華民族的教育事業的發展與發達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艱苦努力啊!

壩頭村的老一輩人說到我父親，沒有一個不夸獎、不懷念他當年創辦壩頭小學的辛勞和對學生高標準、嚴要求，其中一些事至今還在村民中成為美談。同時，他們對我父親離開壩頭后學校(單人校)日益走下坡路(有一段時間雖有所轉好，但總不能達到當年的境界)而表示遺憾。和我同院子居住的鄰居鐘月花大娘告訴我，她1954年出生的大女兒雷蓮花的名字就是我父親給起的。她還說當年我母親也到過壩頭，曾抱怨說：“寶雄是我的孩子，不是登釗的孩子。”意思是說我小時候都是我母親照顧的，我父親常年在鄉村埋頭教書，連家都不顧。

1955年9月至1957年8月，我父親到福安參加教師輪訓班(二班)學習。1957年9月到福鼎桐山(現為桐城街道辦事處)白坑自然村創辦白坑小學(當時屬貫嶺學區)，并任教至1960年7月。

2007年2月5日，我和我妹妹一起去桐城辦事處嶺頭村父親當年教過書的白坑自然村，試圖尋找到父親當年的工作足跡。有幸得很，在距離白坑三里地的龍埠嶺自然村，真的就遇到了我們父親當年的學生羅逢富(羅1950年出生，長我兩歲)。羅熱情地帶我們到白坑，讓我們看我們父親當年創辦的學校的校址。所謂學校，也就是幾十年前福鼎一帶鄉村流行的非常普通的只有一層的木頭房子。我們父親文化程度不高，只是解放前高小畢業，1955年至1957年到福安教師輪訓班進修了兩年，但他長期在偏僻的鄉村潛心教書，肯學習，責任心強，在艱苦的環境中鍛煉，在實踐中不斷地進步，加之也有一定的天賦，所以，管理學生的能力強，教學質量高，字也寫得好。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開始，糧食不夠吃，我父親到學校周邊開荒種番薯。羅逢富帶我們看了我們父親當年種番薯的地方。凝視著父親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開辟的地，心里別有一番滋味。羅還說，我當年也曾到過白坑小學。當時我父親的學生們都好奇地說：“喲!這是老師的孩子”。對于我父親當年把我帶到白坑小學，我沒有絲毫的印象，但我父親在白坑小學教書期間，每每回家，假如看見我在寫字，總是將挎包往墻上一掛，就手把手地教我寫，卻是記得很清楚。我父親工作出色，在白坑老區群眾中聲望高，所以不久便入黨。那時共產黨員少。在我的心目中，共產黨員很了不起，所以，我為自己的父親是共產黨員而感到驕傲。在我的記憶中，我父親好幾次對人談起在白坑的教學生涯，說“白坑的群眾很好”。

九年后的2016年3月27日，我又去白坑。這次去白坑，我又有了新的收獲，就是又找到了一個父親當年的學生。他的名字叫徐定中，跟羅逢富同齡，也是66歲。我父親創辦的白坑小學舊址還在，但是明顯的比九年前破敗，我看了心里覺得難受。我還找到后來的白坑小學，也就是建造于1983年一排三溜兩層的木頭房子。當然，這后來建造的小學也棄用十幾年了。我父親先后在吳洋、壩頭、白坑、庫口、鎮西、沙埕、前岐、桐南八個小學教過書，親手創辦了吳洋小學、壩頭小學和白坑小學。我們國家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千方百計地在荒涼偏僻的地方創辦小學，到二十一世紀初卻逐漸地撤校、并校，很多農村小學消失了，校舍被棄之不用。這種情況當年誰會想得到?這正是“此一時，彼一時”。我想，九泉之下的父親如果知道他辛辛苦苦創辦的三所小學在他逝世的二十幾年后就統統被撤銷了，他一定會感慨一番的!

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我父親調到庫口小學任校長，我也隨父到庫口小學讀書。庫口小學有六七個教師，我現在只記得名字叫李贊容的男教師(是我母親那邊的親戚)。他們教學很辛苦，生活很清苦。由于缺乏煤油點燈，備課只能在白天進行。有幾次，我們晚上睡覺脫衣服是借助燃燒油印紙而發出光亮來照明的。當時，幾個男教師住在樓下的一個大房間，地板是泥土的。由一個教師將幾張油印的紙放在房間的中央，口里喊著“一、二、三”，便把油紙點燃，于是乎，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脫衣服睡覺。

我和父親在庫口度過了生活最困難的時期，我懷念庫口的生活。1987年秋，我特地從縣城步行到庫口。站在庫口小學門前，凝視正門上方寫著“庫口小學”四個字，回憶著二十七年前在這里求學的往事，心里很是不平靜。當時，我還沒有照相機，沒能把庫口小學拍下來。等到我1995年再一次到庫口，小學已經拆掉了，不免讓人覺得失落。

1961年5月，我父親到福安專區教育干校學習，我便從庫口小學轉到桐山學區桐北小學就讀。1961年9月，我父親結束了在福安專區教育干校的學習，到離福鼎城關僅三里地的鎮西小學任校長，我也從桐北小學轉到鎮西小學就學，直至小學畢業。父子倆和尤澤添老師住在一個12平米的臥室。我父親既要當爹，又要當媽。我多次尿床，可苦了父親。好在我1965年初考語文成績獲全縣第一名，聊補了對父親的缺憾。

1965年9月至1969年9月，我父親調任福鼎沙埕學區黨支部書記(我母親后來也調到沙埕百貨公司工作)。那段時間我寄宿在福鼎一中讀初中，他不時地來學校看望我，還托付他小學的同事、后來到福鼎一中工作的潘國民老師關照我。1966年2月，我到沙埕過寒假。出于好奇，把我父親臥室旁邊的學校小雜物間里的一臺公家的舊電話機給拆了，把電話機里的磁石等零件取出來作實驗，給父親帶來了負面影響。這件事我幾十年來都覺得慚愧。

1969年10月至1970年8月，我父親在桐山公社教育辦工作，1970年9月至1979年2月，在前歧中心小學工作，1972年3月始任校長，兼中年級的算術課。我聽過他上的三年級的一節算術課，內容是有余數的除法，授課的步驟清楚。

我父親在前岐中心小學工作期間，有一次，一位黃姓的女教師向他請假。作為校長，父親竟然沉默了許久。我知道，父親的糾結是因為假如讓那位教師請假了，學校的工作不好安排，可是，不準許她請假，又說不出口，于是，只有沉默。我在旁邊，都替他著急(最后是準許了，但縮短了假期)。

2013年秋，我在山前遇到當年在前歧中心小學工作時的同事某女教師的丈夫。他說當年前岐中心小學的好多老師對我父親評價都挺高的。我想，這就是對我父親的最高褒獎。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福鼎建房用料不像現在主要是用鋼筋水泥及塑料，木頭的用量占了半壁江山;家具也不像如今有各式各樣現成的可供選擇，是得買木料，然后雇木工做。那時木頭市場尚未開放，買木頭需要指標，用指標買的價格比黑市的價格便宜不少，可是指標比較緊張。那時我準備結婚，正需要木頭制作家具，而父親所在的前岐中心小學有一定數量的指標，作為校長的父親卻絕不自用。父親是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人，正派得不能再正派的人。我不止一次想：假如我們國家的干部都像我父親這樣老實、本分、正派，干部的隊伍中就幾乎沒有什么腐敗可反了。那該多好哇!

1979年3月至1983年5月，我父親在桐南小學任校長，其中1981年2月起兼任桐山學區副校長，主持學區工作。1983年5月30日晚8時30分，因病失血過多搶救無效而逝世。

我親愛的父親54歲便永遠地走了，過早地離開了這個色彩繽紛的世界，離開了他所摯愛的教書育人崗位。我曾經努力追尋父親教書育人的足跡，我將繼續追尋父親教書育人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