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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輝凌

我生在“大凹山”，它位于秦嶺南麓的北陽山下，海拔約1000米左右。人常講，“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 ”。雖然那里貧瘠且落后，但我依然深愛著我那“大凹山”，那座生我養我的“大凹山”。

我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自打記事起我就知道，“大凹山”這個地方山很大、路很窄、人很窮，是一個缺錢、缺糧、缺水、缺電的地方。

我讀小學之前還是大集體時期，那會兒全生產隊的人都一起吃飯、一起干活，誰家要是有點糧食想做頓飯還要偷偷地不讓別人知道。一天我去晚了食堂沒有飯，當時年僅四歲的我又饑、又急、又氣，不懂事地把食堂伙管員老馬大叔臭罵一通。但是這一罵還真管用，食堂為我單獨做了一頓飯——拌湯，我吃飽了、高興了，連蹦帶跳地回了家。

我是在朱家溝初小讀的小學，學校距離我家有兩公里山路。家住在“大凹山”的半山腰，每天往返走的都是羊腸小道，遇到雨雪天就更難走。好在山下的幾戶人家都很憨厚善良，雨雪天總留我吃飯，我也從沒客氣過。在那個年代，每一點糧食都得從牙縫里省出來，請人吃飯很不容易。一天早晨快到上學時間了，母親還沒有喊我吃飯，鄰居大娘問起來才知道原來是家里沒糧了，大娘當時就把她端在手上的大半碗飯讓我吃了去上學。這一場景我至今記憶猶新，永生難忘。

在農村，學生下午放學后還要給家里干活兒。我不到十歲時，每天一下課就背上挎籃四處打豬草，有時還要推磨磨糧。打豬草是一個硬任務，一天也耽誤不得。當時我人小沒力氣，挎籃繩子把肩膀磨得通紅，兩只小手被刺劃得鮮血直流，雨水經常把兩條褲腿淋得濕透，可就這樣還得堅持。

我所在的生產大隊叫朱家溝大隊，約有百十戶人家，四個生產隊分布在陰、陽兩面坡上，我住的是陰坡第四生產隊。全大隊農民的住房大都是茅草房，有瓦房的不到三分之一。就我們第四生產隊來說，二十幾戶人家里只有四戶人家住的是瓦房，我家住的是一間不到40平米的茅草房。這里平時缺水，各家都挖了一個大水坑蓄水，蓄水吃完了就要到山下兩公里的地方去擔水，一個好勞力一天也只能擔四五擔，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要擔水吃。“寧可給人吃饃，也不給人喝水”說的就是這里，真是水貴似油。因為窮，當年朱家溝的許多小伙子娶不上媳婦，本隊的姑娘也都外嫁他鄉。當地有一位段姓老師曾寫了幾句這樣的順口溜：“朱家溝呀朱家溝，鳥不飛呀人不走。走進咱們的朱家溝，不由得人兒發憂愁”，這是對當時朱家溝的真實寫照。

到了80年代，中央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土地承包給農民，由各家各戶耕種，從此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朱家溝農民生產、生活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家家戶戶先后將茅草房換成了瓦房。在政府的支持下，山里通了電，結束了用桐油燈、煤油燈照明的歷史。近幾年依靠黨的惠民政策，絕大多數“大凹山”村民都遷到山下集中居住，紛紛建了大瓦房，有的還建起了三層小洋樓，我也在此建了三間磚混結構約200平米的平房。政府還協助農民把公路修到了山上，仍居住在山上的幾戶人家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再也不用肩挑背扛了。朱家溝、“大凹山”上的小伙子、姑娘們現在也有了經濟頭腦，許多都到北京、深圳、成都、西安等地打工，有的還當上了小老板，還有十幾個人在西安開了羊肉泡饃館，生意很紅火。有人買了小汽車開到了家門口，有人還在城里娶了“洋媳婦”回來。“大凹山”早已是今非昔比：家家新瓦房，戶戶電燈亮；門前公路暢，水管進灶房；電視多頻道，國事了解詳；不缺吃和穿，花錢不用慌；日子比蜜甜，人人喜洋洋。這樣說可不是吹牛，不信您就親自到我那“大凹山”來看看，或許來了就不想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