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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堵不文明的立法爭辯

　　無論是“航班毆斗”還是“地鐵血戰”，誘因都是一些不足掛齒的小事。如果任何一方能少吐兩句狂言、多說兩句歉語，事件都將會是另一種結局。

　　“從2006年開始，我們每年都會接到因為不文明行為導致升級的案件，起因其實都特別簡單，無非就是公交車下車亂擠還有開車時的一些不文明行為，但最終引發的后果都是比較嚴重的。”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黃燕向記者介紹說，“當事人到了檢察院無一例外地都很后悔。在審理了這些案件后，我們認為，除了要民眾保持遇事冷靜外，制止不文明行為，也是減少治安案件甚至是刑事案件的一個手段。”

　　事實上，對于不文明行為引發的問題，一些地方已經采取積極手段進行應對。

　　2012年8月，廣東省深圳市人大召開《深圳經濟特區市民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立法論證會，這部有可能成為全國首部市民行為規范法規的條例規定：擬對一些不文明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比如，兩年內5次因不文明行為被處罰者加罰1000元，兩年之內有10次不文明違法紀錄者將被記入征信體系。在所有處罰中，損壞古樹名木處罰額度最重，達50萬元。

　　對此，時延安認為，對于不文明的行為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不過，道德的外在強制作用主要靠譴責，而現在環境使然，很多人看到不文明現象，不會去譴責，大多不愿意惹麻煩。在這種背景下，尤其是目前階段，我傾向于運用法律的手段。通過治理不文明的違法行為來樹立社會正氣。此外，媒體的監督作用也不可或缺，在這方面媒體的力量是巨大的。當然，媒體在曝光不文明現象時，也應遵守法律的規定和精神”。

　　不過，若立法治理不文明，其中涉及的“何種不文明行為受處罰”、“罰款金額的多少”、“誰來執法”都是民眾爭議的焦點。

　　“不文明罰款”的提法，也引起了廣泛質疑。有網友從社會學角度分析說，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歸根結底是由于缺乏公共精神，而不文明罰款及獎善雖然有著積極價值，但離開了公共精神的提升，無論罰款還是獎善，都難以真正解決問題。

　　不過，在規范公民公共行為方面，國內外一些城市已經探索出很多途徑，取得了明顯成效。較為典型的做法是嚴格執法，以嚴厲的處罰約束市民行為。比如，在新加坡，亂丟垃圾“再犯”的，除罰款外還要穿上特制背心到公共場所強制做清潔勞動。

　　而在中國，圍繞文明立法，從來就爭議不斷。比如，《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條例(草案)》中曾規定，乘客不主動讓位的，駕駛員、售票員有權勸阻和制止，對于拒不改正者，可以拒絕其乘坐。不履行義務者，市政主管部門還可處以50元罰款。引發輿論爭議后，在條例二審中將罰款等規定去掉了。

　　“懲罰是對后果復原性的賠償，但是不一定能扭轉不文明的風氣。再有，它不是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法。它只能作為制止不文明行為的一個組成部分。”陳勁松對記者說。

　　政府埋單構建文明體系

　　除了立法手段外，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治理不文明行為的行動均在上演，但卻似乎同樣“成效不大”。

　　單以北京擁擠的地鐵站來說，地鐵進站時，站務和志愿者皆通過大喇叭提醒乘客先下后上，排隊上下車，可總有部分乘客走入下車區域，頂著下車人流上車。采訪中，車站工作人員向記者無奈地表示，對這種現象已經司空見慣，盡管大聲吆喝希望乘客守規矩，還架設圍蔽希望乘客配合，但無法杜絕插隊現象。

　　對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認為，道德的自律有賴于道德的共識，“現在我們強調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商業道德。如果整個社會缺乏共識，那么社會公德就會變得非常模糊，如果服務人員缺乏職業道德，不及時化解有關矛盾，那么整個社會的道德邊界就會非常混亂，如果經營者提供的服務存在著嚴重的瑕疵，以至于消費者的消費的過程中，權利處于相互交叉的狀態，他們也容易出現暴力行為。所以，必須重建我國的道德體系，讓每個人都尊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商業道德”。

　　“中國有句老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人的行為習慣、方式和心理(比如情緒暴躁和打架等等)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陳勁松強調說，要想治理不文明行為，要從根源上制止不文明行為，還是要通過教育讓人從小有一個公德、愛人、寬容的心理，具備不受外界不文明風氣影響的能力，人們才會自覺地從心理上拒絕不文明行為，“相對于利用懲罰手段從反面制止，這樣的方式更直接、更根本”。

　　此外，陳勁松認為，教育不光是學校教育，還包括家庭教育，“對于走向社會的人，已經形成性格定式了，我們可以通過家庭以及社會工作機構進行培養。比如由政府埋單，由社會工作機構免費給人們做一些如何調整情緒、壓力的教育。走向社會的人可以通過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工作機構來解決問題。比如，酗酒的人可以參加禁酒治療；一些有情緒暴力的人本身可能就存在家庭比如親子關系的問題，可以通過社會工作機構解決他自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幫助他學會如何培養他的孩子”。(記者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