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龜峰講學圖（當代）林偉作 南宋朱熹在福建講學，弟子多為閩人，因此朱子學又稱為“閩學”。高松（1153—1211年），字國楹，長溪桐山人（今福鼎），先后師從陳傅良永嘉學、朱熹理學，登宋紹熙元年（1190年）進士，嘉定二年（1209年）以迪功郎任臺州教授。高松傳承踐行朱子學“讀書觀理”思維，成為宋學在閩浙傳播、交流、互動的人文紐帶。 理學傳人的人文價值 高松是宋代思想家、哲學家朱熹的門生，南宋理學傳人，具有特殊的人文價值內涵與歷史意義，甚至對明清、民國地方史志學都產生深遠影響。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福鼎縣志》理學載：“理學者，窮理而行其道，故曰理學，亦曰道學。古無其名，至宋儒始倡為此稱，所以別于漢人之訓詁也。寧郡夙號‘海濱鄒魯’，鼎為屬邑，自高、楊諸君子游紫陽之門，深得其邃，大闡宗風，名儒輩出，后先輝映。”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世稱朱文公，儒家理學集大成者，于宋慶元年間（1195—1200年），流寓長溪（即明清時期福寧），傳播理學道義，在這個時期前后，高松因老師陳傅良推薦，從學于朱文公。 “高、楊諸君子游紫陽之門”，其中高、楊指的是長溪高松、楊楫二人，高松屬桐山（今福鼎），楊楫屬瀲村（今瀲城）。朱熹來到長溪先到瀲村，楊楫迎接先生到石湖書院講學，而后朱熹取道桐山，在高松、楊楫陪同下講學高家的龜峰一覽軒。清代嘉道時期，陳九苞（1782—1859年，號筠崖，福鼎人）畫師繪有《龜峰講學圖》。1994年6月《福鼎文史資料》（第十二輯）高耆艾老師撰《高松生平概述》（附插圖）一文，介紹高松平生履歷，并附有清代畫師陳九苞的《龜峰講學圖》，圖左示“后學玉溪陳九苞盥手敬繪”。據清嘉慶譚掄《理學志》載： 高松字國楹，桐山人。少游陳止齋門，又從朱文公學。穎悟過人，篤志勵行。登紹熙庚戌進士，授臺州教授。與諸生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后退，士人悅服。既卒，葉水心銘其墓。祀鄉賢。 高松作為朱熹門生，地方志列入理學人物，也是桐山唯一從學朱熹的傳人，具有特殊的人文內涵，其人文意義在于：宋學在閩浙傳播交流，長溪桐山（今福鼎）是兩地的人文交匯區域，以得天獨厚的地理資源優勢，成就了后來作為閩學（朱子學）的互動紐帶，文脈薪火相傳。 宋學背景下的仕宦理念 高松登進士后二十年，才任臺州教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臺州府志》卷五教授載：“高松，嘉定二年（1209年，南宋宋寧宗號），以迪功郞至。”據《宋史·職官志八》載，迪功郎為從九品官。在臺州，他任期教授三年（1209—1212年）。 陳傅良（1137—1203年），字君舉，號止齋，著《止齋先生文集》等，南宋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宋代浙學承前啟后的代表性學者。高松少年時代師從陳傅良，高松之父高光中與永嘉陳傅良交情深厚，便把高松投上陳門。據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四部叢刊）第五十卷志銘《髙光中墓志銘》載：“一子松，迪功郎，臺州臨海主簿，紹熙元年（1190年）進士也。”“松從予游久。”髙光中即高松父親高融，宋乾道五年（1169年）進士，陳傅良稱他為閩中“隱君子”。 南宋紹熙年間，陳傅良與朱熹同朝為官，從陳傅良在紹熙二年（1191）《與朱元晦》的書信，及為朱熹雙親起草《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明堂恩贈父母制》來看，兩位儒學巨擘多有交游與學術切磋。尤其在慶元年間，兩人因有共同的儒學理想信念，為實現“得君行道”的偉大抱負而共進退。 高松青年時代從學于陳傅良，后來他鼓勵高松跟從朱熹游學。《止齋先生文集》第七卷律詩《送長溪髙國楹從學朱元晦》：“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游雖已晚，趣向竟誰同。一第收良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陳傅良不以學派有別，竟能把自己門生舉薦給朱熹，展現光明磊落、寬厚博大的學者修為。 葉適（1150—1223年），字正則，號水心居士，溫州永嘉人，南宋思想家、文學家、政論家，是陳傅良、鄭伯熊（1124—1181年）的學生。他所代表的永嘉學派稱為浙學，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并列為“南宋三大學派”，對后世影響深遠。葉適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載《臺州教授高君墓志銘》，其中對高松生平只愿意待在臺州作一個教授，其他同年（指同學）都已改官登朝，唯獨而他沒有升遷表示缺憾： 嗟夫！君不以老厭仕，幾及時也；不以貧愿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暮），莫（暮）亦可也，而猶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始之難于仕不忘修也，仕而難于祿愈其修也，修之數十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巳蓄數十年之種，而芽無獲焉。 結合當時歷史背景來看，像高松這樣篤志勵行、極有修為的賢才，應當得到宋廷的重視，但高松讀書不只為科舉，反而只作一個看起來比較平常的臺州教授，正應了孔夫子那句話的意思——即便是好的耕作，未必能有好的收成——這是宋學影響下的仕途命運。 讀書致世的處事實踐 作為朱熹理學傳人，高松在讀書修身、致仕從教諸方面，都有體現儒學人格魅力。高松勤奮好學，好發疑問，他曾給朱熹提出“所喻不能處事”的問題，可見理學實踐觀點，朱熹在《答高國楹》書中說：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禮，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于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為失也。 朱熹把專注一技之長，集中精力做學業作為通向業道達理的途徑，解決當時學者只學而“不能處事”的通病，并指明書要“取其切于身心者讀之”。朱熹在答論中闡述了“讀書觀理”的思維，正是啟示后學者善于處事的教育方法。 高松是怎樣讀書的呢？他起早但不貪黑，葉適《臺州敎授高君墓志銘》中說他“每黎明讀書，夜內止”，到了晚上他就不讀書了。但他多讀，高瞻遠矚，博覽群書，開卷有益，即“書益多，見聞益高遠”。葉適評價他“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驟合于俗。”他去除雜念，以書治俗，不同流合污，不作庸俗之人。 在臺州任教授時，高松給生員講課，讓學生或大聲誦讀，或俯首聽講，稱為“講書”，等學生思維有所開明之后，再進而發問，學問做到釋疑解難，令家長們十分滿意。“士人喜，來學日眾，學既久敝，欲大厘改。令下，一郡父兄歡服。”在臺州，高松不遺余力地改變和重振學風，展現了理學傳人的宗師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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